Thursday, June 22, 2006

非攻

人類文明已進入二十一世紀了,

中國還以各種似是而非的理由,

就是不願意放棄以武力解決台海爭議,

甚至明定法律, 顛倒是非,以亂為義…

西元前480年的墨子都已經寫下這樣反戰的文字…

真不知對岸的那些文人策士知不知羞

Li Wei

非攻(墨子)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桑維翰論

桑維翰是石敬瑭的策士, 他主張割燕雲十六州給契丹, 對契丹稱臣, 以換取短暫的和平

將天下之財富盡輸予契丹, 人民解除心防...最後帝昺在崖山投水自盡...
之後契丹國衰, 則由女真取而代之, 女真弱, 則由蒙古取代...
而後唐之國家主權則受異族(外國)所控制...

這篇文章, 應該請泛藍的諸公好好閱讀, 並多加思索...

台灣的未來, 要依賴中國的善意嗎?
台灣投注多少資金, 協助中國發展經濟,
結果中國一樣在外交場合, 連不具政治意義的世界衛生組織打壓我們, 不是嗎?


Li Wei



桑維翰論 (王夫之 著)

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 斯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 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 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唯桑維翰當之。

劉知遠決策以勸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險, 恃士馬之彊,而知李從珂之淺軟,無難摧拉,其計定矣。而維翰急請屈節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膽虛,遽從其策 ,稱臣割地,授予奪之權於夷狄。知遠爭之而不勝,於是而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衣冠禮樂,驅以入於狂流。契丹弱而女真乘之,女真弱而蒙古乘之,貽禍無窮,人胥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維翰尸之也。

維翰起家文墨,為敬瑭書記,固教養之士人也,何讎於李氏,而必欲滅之?何德於敬瑭,而必欲戴之為 天子?其為喜禍之奸人,姑不足責;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劉知遠輩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決意以戴異族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終始重貴之廷,唯以曲媚契丹為一定不遷之策,使重貴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財竭,民心解,帝昺崖山之禍,勢為固然,毀夷夏之大防,為萬世患,不僅重貴縲繫客死穹廬而已也。論者乃以亡國之罪歸景延廣,不亦誣乎? 延廣之不勝,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謀彊,可用為咎,亦僅傾臬捩雞徼幸之宗社,非有損於甸之中原也。義聞已昭,雖敗猶榮,石氏之存亡,惡足論哉?

正名義於夷狄者,延廣也;事雖逆 而名正者,安重榮也;存中國以授於者,劉知遠也;於當日之儔輩而有取焉, 則此三人可錄也。自有生民以來,覆載不容之罪,維翰當之。胡文定傳《春秋》,而亟稱其功,殆為秦檜之嚆矢與?

生員論

當今誰是台灣的"生員"?
應該讀這篇文章好好反省反省!!

Li Wei

生員論 (顧炎武著)


廢天 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 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 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 用世之材出。

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 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 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 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 則群起而哄者, 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隱祕的事情),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譟,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 治之而不可治也, 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 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為大患,而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

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 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戶, 而無雜泛之差, 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 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 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 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 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 富者行關節以求為生員, 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 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

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 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 有所謂同考官者, 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侄;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 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 朋比膠 固,牢不可解, 書牘交於道路, 請托遍於官曹, 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 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 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 而門戶之習除也。

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 論、策、 表、 判者, 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 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 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 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過。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 場屋之中,而少年 捷得之者,又 易視天下國家之事, 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惟此而已。 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 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 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顧炎武(1613 - 1682年),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江蘇昆山人。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曾參加抗清戰爭,後致力於學術研究。晚年側重經學的考證, 考訂古音。著有《日知錄》等書,是清代古韻學的開山祖。顧炎武反對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 強調客觀的調查研究,開一代之學術新風。



Wednesday, June 21, 2006

期待什麼?

國親兩黨提出罷免案後, 原本是希望阿扁提答辯書, 到立法進行答辯!
並接受為期四天的"審查", 結果遭阿扁總統拒絕,
並決定直接向人民報告, 對於在野政黨指控的十大罪狀, 一一說明!

就罷免案而言, 無論是向人民報告也好, 向立法院答辯也罷!
別忘了, 這都是政治動作... 與司法運作一點關係也沒有!
對二個陣營而言, 主要目的是創造對自己有利的輿論,
以訴諸人民最後的公斷!
(雖不滿意還可接受啦! 難道要人們武裝衝突嗎?)

泛中國陣營挾媒體優勢, 由來已久, 政論及新聞節目嚴重失衡...
不斷唱衰台灣, 美化中國
讓台灣人民覺得台灣快倒了, 不趕快到中國投資就沒有希望...
卻不見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 司法的不公正, 對宗教的迫害, 對言論自由的限制...

難得有機會, 阿扁總統利用這次機會, 為自己六年的努力答辯
引用國外專業機構對台灣競爭力的評比, 讓我們知道身為台灣國民亦有值得驕傲之處!
台灣在政治紛擾的情形下, 仍有不少亮眼的成績, 這是值得肯定的!
我們也要反思, 台灣前景不錯, 為何老是長他人志氣, 滅自己威風?
是不是我們不加思索地接受媒體的報導? 而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
泛中國黨人士從未肯定近年來, 政府努力打消呆帳, 建立良好金融秩序
聯合中國二大報系不僅刻意忽略事實, 報導失衡, 白白浪費無冕王之美名
使媒體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小丑...

民主的發展, 有賴媒體的監督, 以及獨立的司法體系,
但台灣媒體的畸型發展, 加上少數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的檢調人員
都在腐蝕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政治...

泛中國政黨要求清簾保台, 這個我完全同意,
不僅泛綠陣營裡的貪腐人士應接受司法調查, 必要時要辭去職務, 以謝國人,
但泛中國政黨裡的貪腐情形, 是否亦接受同等標準的檢驗?
如中國國民黨的不法黨產, 相關流亡海外的通緝犯, 是否亦應回國接受司法制裁?

只要泛中國勢力退出媒體, 退出司法界
還給司法及媒體獨立的空間, 對泛中國黨或泛綠陣營的監督標準是一致的...
那麼是台灣之福, 清簾政治亦將水到渠成!

Thursday, June 08, 2006

聲援謝清志

如果政客可以隨意爆料凌駕司法之上,
自家媒體配合特定政治炒作/製造新聞, 以塑造符合他們利益的"輿論",
最後, 再由政論節目私設刑堂, 由不具法學素養的主持人扮演法官...
只為打擊執攻黨, 而讓無關的人受到這些莫須有的指控,
將來民間優秀人士, 誰還敢進入公部門, 為民眾服務??

以道德取代法律, 將是法治社會的一大挫敗!

Li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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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行經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減振工程已經完成近九成的進度,南科管理局局長戴謙二十三日表示,南科減振工程進度已達86%,所有工程可望在高鐵通車前兩個月完工。以目前的檢測數字來看,對於減振效果相當樂觀可達成預期目標。但令人不解的是,台南地檢署偵辦所謂「南科高鐵減振工程弊案」的檢察官,二十三日下午傳訊這項工程大功臣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委謝清志,經六個多小時的偵訊後,南檢竟以謝清志涉嫌重大,於晚間向台南地方法院聲請羈押,並於二十四被法庭收押。

南科管理局局長戴謙指出,整個減振工程數量在基礎加勁構造工程部份,共計143座,已經完成142座;彈性減振牆工程部份,全長共計3898.1公尺,連續壁到5月18日止已經完成3085.8公尺,尚有812.3公尺未完成,總完成百分比79.16%;減振材放置到5月18日止已經完成2882公尺,完成百分比73.68%。原基礎加勁構造及彈性減振牆整體工程的完工期限是5月24日,但由於彈性減振牆第二、七區因設計變更,完工日期將為今年的8月31日,基礎加勁構造工程SR-33因為有管線關係,工法變更,完工日期也是8月31日。戴謙說,整個減振工程上,完成的部分有捷儀公司的驗證測試,高鐵以315公里時速行車,檢測發現減振效果和先前預期的類似;不過,工程還沒有全部完工,仍要等最後的結論才能作為最後的依據。依照合約,兩百公尺要降9db,四百公尺要降6db﹔以目前的檢測數字看起來,達到預期目標相當樂觀。對於謝清志遭檢方收押,國科會主委陳建仁表示,他已在第一時間通報行政院,有關謝清志的職務,將俟法院裁定後再研議處理。同時國科會將依法聘請律師提供必要協助。(謝清志已於五月二十四日主動提出辭呈,要為自己的清白在法庭上奮戰)陳建仁指出,謝清志雖被檢方收押,但尚未經法院開庭審理裁定。國科會完全尊重司法,也希望法院速審速決,早日釐清真相,勿枉勿縱。陳建仁強調,謝清志擔任南科減振召集人期間,已盡全力解決南科高鐵振動問題。本案已進入司法程序,國科會將依法聘請律師,提供必要的協助。因南科減振工程案遭台南地檢署羈押的行政院國科會副主委謝清志是一位熱愛台灣,畢生都貢獻給航空太空領域的科學家,從早年被列入海外「黑名單」,後來放棄美國的高薪,回台灣進入國科會太空計畫室工作至今,三顆衛星都是在他手上監督順利發射、運轉。謝清志,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台灣台南人,一九六五年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一九六八年取得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學位後出國進修,一九七三年取得美國密西根大學電腦資訊控制研究所碩士,再隔兩年取得同一所大學航空太空博士學位。取得博士學位後,他任職同一所大學的海洋研究所研究科學家,一九七六年到七九年任職美國洛克威爾工程導航控制定位分析師,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五年任職美國太空公司導航定位分析師、衛星計畫工程師、火箭發射計畫工程師等。一九九五年,謝清志返回台灣,仍然在他最熟悉的太空領域內服務,從一九九五年到兩千年擔任國科會太空計畫室特聘研究員,並從兩千年升任國科會副主委任職至今。 對於解決南科震動難題的功臣竟被檢方聲押,國內、國外的友人和學界人士都感到憤憤不平,質疑台灣的政客為了個人利益,竟然羅織一位為台灣奉獻心力的高級科技人才入罪。 到目前為止,政客、檢察官都承認,謝清志並沒有貪污,但卻用「圖利他人」的空泛指控陷害忠良。海外許多專業團體已積極展開聲援行動;台灣的政壇大老也都願意挺身為謝清志的清白背書,並呼籲司法人員儘速還謝清志清白。台美航太協會的林宏容博士特別撰寫「南科高鐵減振工程探討」專文,詳細說明南科減振工程的獨特性和來龍去脈。林宏容表示,歡迎各界人士上網www.taasa-web.org下載或閱讀該文,並踴躍連署聲援,不能讓政客為私利陷害忠良、更不能讓外行的司法人員偏聽一面之詞,利用法條打擊為國家奉獻犧牲的人才!

司法獨立

最近忙得沒什麼時間看新聞!
偶然間看到李慶華委員在電視台公然呼籲承審司法人員
即使偵查告一段落,也不能讓趙建銘交保,否則將拒審檢察總長...云云!
嗚呼!
趙建銘或許因為貪財,而有道德上的瑕疵,
將來司法判決結果,若經法官宣告有罪,趙氏也必將受到司法的制裁
接下來,不僅台大博士班學籍不保,醫師執照恐將吊銷,
加上人格污點,民眾的質疑將一輩子跟著他...

但是趙氏並沒有因而破壞國家發展的根本基礎...

反之,李慶華的這一席話,
除了公然對原本應該獨立辦案的司法人員施壓外,
不僅破壞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原則,
更明目張膽地指揮司法人員,壓縮司法獨立審查的空間...
讓政治凌駕於法律之上
公開向司法人員嗆聲,亦有發動全民公審的意涵...
弱化司法機構的公信力!

如此破壞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
對國家整體發展的角度看來,這下誰的罪惡比較大?

Thursday, May 04, 2006

中國自由主義者看臺灣

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才是經濟穩定成長的良方!
獨裁政府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較有效率,
但極權會扼殺學術自由, 以及人民創意的展現,
一言堂下的社會, 只是把問題隱而不現而已,
總有一天問題浮上檯面時, 社會的動盪所付出的代價將遠高過眼前短暫的利益,
我們總要把眼光放遠一些!!

Li Wei

王怡:一個大陸自由主義者看臺灣
作者﹕王怡
【大紀元5月3日訊】台灣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和台灣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論政團體澄社,在3月12日聯合舉辦「兩岸知識份子論壇」,討論兩岸民主話題。因為種種阻撓原因,我很意外地成了這次會上唯一一個來自大陸的知識份子。在台灣十天的訪問,我看到一個了不起的台灣。走在台北的街道上,因為大家的膚色、文化和語言都相同,就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讓我想起一部美國電影叫《回到未來》。也許我就非常奢侈地走在二十年後的成都大街上。你在西方國家就沒有這種感覺,因為群眾演員不一樣,民主是人家的民主,跟你好像沒關係。但在這裡,我在捷運(地鐵)的火車上,我的相貌和周圍的台北人差不多,我可以完全混跡於一個民主社會當中讓人認不出來,因為我的臉上並沒有寫著我來自共產黨中國。我甚至很害怕遇見一個小偷,把我的通行證暴露出來,讓所有人都扭頭看我,發現我原來和他們不同。這是種奇妙的感覺,使我開始從生理上產生對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我怎麼可能接受一個民主的台灣被一個共產黨的大陸統一呢。
當我真正來到台灣,和台灣的朋友們見面,和那些陌生的台北人在一輛列車上「百年修得同船渡」,我發現在「台灣的命運只能由台灣人自己決定」的民主邏輯之外,我真的不可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一種政治邏輯。因為其他的邏輯都伴隨著暴力和蠻橫。而我只要想起任何一種需要依靠暴力來保駕護航的邏輯,我就會想起地鐵上那些台北人的臉。想起他們的臉就是一種背叛。就像以前有一個自稱非常仇日的朋友,講了一大通理論後,我就問了一個問題,你有沒有認識的日本朋友?他說一個都沒有。我說原來如此。其實我們應該更恨火星人,因為我們連一個火星人都不認識。我們可以盡情的恨他,不怕得罪人,也絕對沒有道德的負擔。
台灣人的斯文以前儘管見識過,但這一次鋪天蓋地,還是有些讓我震驚。有一個開出租車的老伯,他說話時的文雅、溫柔和真誠,我對一個台灣朋友說,他身上真的有一種在絕大多數大陸教授身上都已經「掃地」了的斯文。台北有全世界最高的101大樓,我倒不怎麼看重。但台灣的誠品書店是真的讓我瞠目結舌,進去了就不想出來。我無法想像台灣人的文化氣質和閱讀習慣可以濃縮到這樣的地步,足以養得起這麼優雅而奢侈的書店。從誠品的旗艦店出來後,我在心裏暗暗發誓,僅僅是為了這一家書店,我將在任何情況下誓死反對一個對台灣使用武力的政權。僅僅從審美的角度看,那將是世界上最嚴重的焚琴煮鶴事件。如果不幸那是一個我必須活在其統治之下的政權,我只能選擇成為它的敵人。為了誠品書店而背叛一個政權,就像溫莎公爵為了情人而放棄江山,活著還有更富有人性尊嚴的選擇嗎?
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普遍有一個情結。就是希望看到台灣的知識界、媒體、政府和民眾,能夠更加關心大陸的政治命運,希望台灣有足夠的自信心而不是鴕鳥的心態,成為華人世界當中民主自由價值的宣揚者和捍衛者。因此也對台灣目前各種「去中國化」的現實,對台灣把一種獨立的理想,僅僅放在台灣島內這樣一種狹窄的視野下去觀照,感到不太理解。
台灣人要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只可能是在整個華人世界中,在與大陸民主化的互動中,甚至在全球化的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的背景下,才可能得到一個幸福的結果。沒有這樣一種寬廣的視野,台灣的民主就會永遠被藍和綠這一對概念所綁架。說到底就是被對岸的共產黨綁架。說得不客氣一點,台灣雖然比共產黨小几十倍,但總比王怡大兩千萬倍吧。台灣的自由民主,在共產黨面前顯示出的骨氣和勇氣,如果連一個大陸公民王怡都不如,那還說甚麼說,不如洗洗睡了。
但是反過來,這次訪台又讓我感覺羞愧。大陸的自由知識份子,迄今為止,又基於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對台灣問題有過甚麼發言呢?大陸的異議作家幾乎甚麼話都敢說了,就是台灣問題不怎麼敢說話。為甚麼不敢呢,怕得罪老百姓,超過了怕得罪共產黨。怕自己被群眾拋棄,怕自己雪上加霜,怕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聯合起來反對自由主義。《反分裂國家法》出台後,我們很少有人鮮明的表達出一種自由主義的立場,很少有人堅定的說,我反對這部法律,我反對在任何情況下對台對武。儘管大家心裏都是這麼想的。
這樣,自由主義者對台灣人的期望就很虛偽了。共產黨對台政策的問題是分不清甚麼是慾望,甚麼是權利。這是一種小孩子的狀態,小孩子的邏輯就是我想要甚麼,我就有權要甚麼。那麼大陸的自由知識份子何嚐不是這樣呢?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天台灣人站出來捍衛大陸的民主,鑄一座自由女神像送過來。我們今天就必須站出來捍衛台灣的民主,甚至不惜為此與自己的政權和支持者反目成仇。
尼采抱著一匹馬哭喊說我的兄弟啊,這麼大個台灣,這麼大個大陸,我們有力氣去抱嗎?
──轉自《北京之春》06年5月號(

Wednesday, April 26, 2006

20年前的今天

1986 年 4 月 26 日發生的車諾比事件,可說是核能史上最悲慘的反應爐故障意外。
這場意外造成 56 人當場死亡,並且釋放大量的輻射物質到大氣中。結果不僅污染到附近的烏克蘭城市和周遭地區,範圍甚至還擴散到西歐,並散佈到全球。另外,更造成數十萬人必須從污染區撤離,目前為止,已有約 4,000 人死於輻射毒害的長期效應。

在發生事故並成為鬼城之前,這裡原本有 18,000 位居民。在 1986 年 5 月的前四天,有 161,000 人從四號反應爐的方圓 30 公里內撤離。接下來幾年,陸續有 210,000 人受到重新安置。而隔離區面積則擴展到 4,300 平方公里。由於這些人的經濟處境相當困窘,所以即使隔離區仍擁有異常高的輻射量,周遭地區還是有將近 1,000 人選擇回到隔離區生活。
在現場清理完畢之後沒多久,另外三具尚未損壞的反應爐即開始恢復運作。1991 年,二號反應爐由於渦輪車間失火而停止運作。1997 年底,一號反應爐關閉;2000 年 12 月 15 日,三號反應爐也停止運作了。直至此時,車諾比核電廠才正式永久停止運作。
1995 年,烏克蘭向 G7 會員國索取 9 億美元,以彌補永久關閉車諾比核電廠的損失。1997 年,烏克蘭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協議以車諾比庇護基金 (Chernobyl Shelter Fund) 和相對應的「庇護執行計劃」(Shelter Implementation Plan) 來施以金援,藉此建立永久的封鎖圍牆 (即所謂的「石棺」)。唯有如此,才能關閉一至三號的反應爐。
自 1986 年後,損毀的四號反應爐就已經遭到臨時的石棺封鎖,這具石棺利用一層厚厚的鋼筋水泥來隔絕毀壞的反應爐。由於反應爐內部自發生核心熔毀以來,始終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石棺的設計是要阻絕反應爐所散發的熱和輻射。在反應爐重達 190 頓的核心物質中,估計目前仍殘存的有 180 噸,這些殘餘物質有的化為灰燼,有的化為熔解及硬化的燃料元件,被沖蝕的液體則留在反應爐坑及基座內壁。由於現有的石棺防腐蝕、鏽蝕和地震等能力不足,當局已經計劃於其上再建立一具更堅固耐用的石棺。不過現有石棺的頂部必須先補強,通風系統也必須改善,才能開始建立新的石棺。

資料來源: Discovery

Nobody has to be vile

本文轉貼自: http://www.lrb.co.uk/v28/n07/zize01_.html

Nobody has to be vile
Slavoj Zizek
Since 2001, Davos and Porto Alegre have been the twin cities of globalisation: Davos, the exclusive Swiss resort where the global elite of managers, statesmen and media personalities meets for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under heavy police protection, trying to convince us (and themselves) that globalisation is its own best remedy; Porto Alegre, the subtropical Brazilian city where the counter-elite of the anti-globalisation movement meets, trying to convince us (and themselves) that capitalist globalisation is not our inevitable fate – that, as the official slogan puts it,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It seems, however, that the Porto Alegre reunions have somehow lost their impetus – we have heard less and less about them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Where did the bright stars of Porto Alegre go?
Some of them, at least, moved to Davos. The tone of the Davos meetings is now predominantly set by the group of entrepreneurs who ironically refer to themselves as ‘liberal communists’ and who no longer accep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Davos and Porto Alegre: their claim is that we can have the global capitalist cake (thrive as entrepreneurs) and eat it (endorse the anti-capitalist cause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cological concern etc). There is no need for Porto Alegre: instead, Davos can become Porto Davos.
So who are these liberal communists? The usual suspects: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the CEOs of Google, IBM, Intel, eBay, as well as court-philosophers like Thomas Friedman. The true conservatives today, they argue, are not only the old right, with its ridiculous belief in authority, order and parochial patriotism, but also the old left, with its war against capitalism: both fight their shadow-theatre battles in disregard of the new realities. The signifier of this new reality in the liberal communist Newspeak is ‘smart’. Being smart means being dynamic and nomadic, and against centralised bureaucracy; believing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as against central authority; in flexibility as against routine; culture and knowledge as against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spontaneous interaction and autopoiesis as against fixed hierarchy.
Bill Gates is the icon of what he has called ‘frictionless capitalism’,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end of labour’. Software is winning over hardware and the young nerd over the old manager in his black suit. In the new company headquarters, there is little external discipline; former hackers dominate the scene, working long hours, enjoying free drinks in green surroundings. The underlying notion here is that Gates is a subversive marginal hooligan, an ex-hacker, who has taken over and dressed himself up as a respectable chairman.
Liberal communists are top executives reviving the spirit of contest or, to put it the other way round, countercultural geeks who have taken over big corporations. Their dogma is a new, postmodernised version of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the marke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re not opposites, but can be reunited for mutual benefit. As Friedman puts it, nobody has to be vile in order to do business these days; collaboration with employees, dialogue with customers, respect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arency of deals – these are the keys to success. Olivier Malnuit recently drew up the liberal communist’s ten commandments in the French magazine Technikart:
1. You shall give everything away free (free access, no copyright); just charge for the additional services, which will make you rich.
2. You shall change the world, not just sell things.
3. You shall be sharing, awar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4. You shall be creative: focus on design, new technologies and science.
5. You shall tell all: have no secrets, endorse and practise the cult of transparency and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ll humanity should collaborate and interact.
6. You shall not work: have no fixed 9 to 5 job, but engage in smart, dynamic, flexible communication.
7. You shall return to school: engage in permanent education.
8. You shall act as an enzyme: work not only for the market, but trigger new forms of social collaboration.
9. You shall die poor: return your wealth to those who need it, since you have more than you can ever spend.
10. You shall be the state: companies should be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state.
Liberal communists are pragmatic; they hate a doctrinaire approach. There is no exploited working class today, only concrete problems to be solved: starvation in Africa, the plight of Muslim women,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 violence. When there is a humanitarian crisis in Africa (liberal communists love a humanitarian crisis; it brings out the best in them), instead of engaging in anti-imperialist rhetoric, we should get together and work out the best way of solving the problem, engage people,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 in a common enterprise, start moving things instead of relying on centralised state help, approach the crisis in a creative and unconventional way.
Liberal communists like to point out that the decision of some larg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o ignore apartheid rules within their companies was as important as the direct political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Abolishing segregation within the company, paying blacks and whites the same salary for the same job etc: this was a perfect instance of the overlap betwe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freedom and business interests, since the same companies can now thrive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Liberal communists love May 1968. What an explosion of youthful energy and creativity! How it shattered the bureaucratic order! What an impetus it gave to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after the political illusions dropped away! Those who were old enough were themselves protesting and fighting on the streets: now they have changed in order to change the world, to revolutionise our lives for real. Didn’t Marx say that all political upheavals were unimportant compared to the invention of the steam engine? And would Marx not have said today: what are all the protests against global capitalism in comparison with the internet?
Above all, liberal communists are true citizens of the world – good people who worry. They worry about populist fundamentalism and irresponsible greedy capitalist corporations. They see the ‘deeper causes’ of today’s problems: mass poverty and hopelessness breed fundamentalist terror. Their goal is not to earn money, but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as a by-product, make even more money). Bill Gates is already the single greatest bene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displaying his love for his neighbours by giv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for education, the fight against hunger and malaria etc. The catch is that before you can give all this away you have to take it (or, as the liberal communists would put it, create it). In order to help people, the justification goes, you must have the means to do so, and experience – that is, recognition of the dismal failure of all centralised statist and collectivist approaches – teaches us that private enterprise is by far the most effective way. By regulating their business, taxing them excessively, the state is undermining the official goal of its own activity (to make life better for the majority, to help those in need).
Liberal communists do not want to be mere profit-machines: they want their lives to have deeper meaning. They are against old-fashioned religion and for spirituality, for non-confessional meditation (everybody knows that Buddhism foreshadows brain science, that the power of meditation can be measured scientifically). Their motto i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ratitude: they are the first to admit that society has been incredibly good to them, allowing them to deploy their talents and amass wealth, so they feel that it is their duty to give something back to society and help people. This beneficence is what makes business success worthwhile.
This isn’t an entirely new phenomenon. Remember Andrew Carnegie, who employed a private army to suppress organised labour in his steelworks and then distributed large parts of his wealth for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humanitarian causes, proving that, although a man of steel, he had a heart of gold? In the same way, today’s liberal communists give away with one hand what they grabbed with the other.
There is a chocolate-flavoured laxative available on the shelves of US stores which is publicised with the paradoxical injunction: Do you have constipation? Eat more of this chocolate! – i.e. eat more of something that itself causes constip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hocolate laxative can be discerned throughout today’s ideological landscape; it is what makes a figure like Soros so objectionable. He stands for ruthless financial exploitation combined with its counter-agent, humanitarian worry about the catastrophic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unbridled market economy. Soros’s daily routine is a lie embodied: half of his working time is devoted to financial speculation, the other half to ‘humanitarian’ activities (financing cultural and democratic activities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writing essays and books) which work against the effects of his own speculations. The two faces of Bill Gates are exactly like the two faces of Soros: on the one hand, a cruel businessman, destroying or buying out competitors, aiming at a virtual monopoly; on the other, the great philanthropist who makes a point of saying: ‘What does it serve to have computers if people do not have enough to eat?’
According to liberal communist ethics, the ruthless pursuit of profit is counteracted by charity: charity is part of the game, a humanitarian mask hiding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exploitation.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constantly ‘helping’ undeveloped ones (with aid, credits etc), and so avoiding the key issue: their complicity in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iserable situ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As for the opposition between ‘smart’ and ‘non-smart’, outsourcing is the key notion. You export the (necessary) dark side of production – disciplined, hierarchical labour, ecological pollution – to ‘non-smart’ Third World locations (or invisible ones in the First World). The ultimate liberal communist dream is to export the entire working class to invisible Third World sweat shops.
We should have no illusions: liberal communists are the enemy of every true progressive struggle today. All other enemies –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s, terrorists, corrupt and inefficient state bureaucracies – depend on contingent local circumstances. Precisely because they want to resolve all these secondary malfunctions of the global system, liberal communists are the direct embodiment of what is wrong with the system. It may be necessary to enter into tactical alliances with liberal communists in order to fight racism, sexism and religious obscurantism, but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exactly what they are up to.
Etienne Balibar, in La Crainte des masses (1997), distinguishes the two opposite but complementary modes of excessive violence in today’s capitalism: the objective (structural) violence that is inherent in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automatic creation of excluded and dispensable individuals, from the homeless to the unemployed), and the subjective violence of newly emerging ethnic and/or religious (in short: racist) fundamentalisms. They may fight subjective violence, but liberal communists are the agents of the structural violence that creates the conditions for explosions of subjective violence. The same Soros who gives millions to fund education has ruined the lives of thousands thanks to his financial speculations and in doing so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the intolerance he denounces.

Slavoj Zizek, a philosopher and a (Lacanian) psychoanalyst, is inter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t Birkbeck. The Parallax View, his latest attempt to rehabilitat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comes out in April 2006.

Friday, April 14, 2006

無言

如果每100個被判處死刑並執行完成的人,
後來由新的證據顯示其中有5.7人是錯判、誤判,
您認為這樣的司法體系是可以被接受的嗎?

現在有人忝不知恥地說: 只要爆料十件案子, 有一件是真的, 就是揭弊!
那麼他們敢不敢主張: 當刑案發生後, 把所有的涉嫌人全抓來嚴刑拷打,
並要他們自行舉證, 自己沒有犯罪, 若拒不承認, 乾脆全都判刑,
反正這些嫌疑人之中, 總有一個是真的!
問題是, 可以這樣嗎? 現在是公元2006年!
十件之中有九件是錯的, 很值得驕傲嗎?

這明明是個錯誤的邏輯, 這些公眾人物不會不懂! 卻要如此硬拗!
藉由強勢媒體, 硬是倒果為因, 指鹿為馬, 唯恐天下不亂…
媒體也是社會教育的一環, 在這種環境下
台灣的集體人權意識, 對現代司法運作的基本認識,
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趕得上文明國家?

Li Wei

雖然他們是無辜的

商周出版社一本由由麥可.拉德列(Michael L.Radelet)、雨果、貝鐸(Hugo Adam Bedau)、康絲坦.普德曼(Constance E.Putnam)三位學者專家所撰寫書名為【雖然他們是無辜的】著作(In Spie of Innocence)全書一共十三篇章,介紹美國自一九○○年到一九九一年之間,因「司法疏忽」所製造的司法死刑誤判,讀來實在令人怵目驚心,惶懼不已。這些為數眾多的血淋淋的「司法誤殺」,吾人真不敢想像,竟然發生在號稱世界上最為民主先進、倡行法治及高倡人權至上的美國。

【雖然他們是無辜的】作者,分析死刑誤判的原因有多種,包括證人的謬誤(漫不經心、誤認、錯覺、偏見)及因仇視、報復心態作祟而蓄意說謊偽證;警察的預設立場、誤導、疲勞審訊、刑求取供、栽贓誣陷、隱藏證據及運用科學鑑定的錯誤;檢察官受騙、急切、傲慢偏見;辯護律師之不稱職、急功好利;陪審團之草率失誤、種族歧視、不法因素及不當輿情干擾等等皆是,本書統稱為「可怕的司法疏忽」。

尤其警察偵辦階段,如出於邪惡的動機,那就成為製造冤獄的罪魁禍首。本書特別提到,自本世紀以來,美國已經合法地處決了七千名的男女,被判處死刑的人則數倍於此。但本書所舉而事後證明為無辜的四百件死刑誤判的血淚故事,讓我們不得不回頭檢視台灣在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凌晨發生在台北縣汐止鎮吳銘漢、葉盈蘭夫婦雙屍命案所引發的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個年青人的死刑誤判重大侵害人權事件,震驚了中外。

蘇友辰律師 中國人權協會

Thursday, April 13, 2006

現代女巫

儘管就現代的證據標準而言,巫術是一種無法證明的罪
這種「無形」的罪行現代法庭不受理
但在十六、十七世紀,人們卻廣泛認為這是一項重大罪行
並且在當時三百年間,至少有二十萬女性
被搜捕,遭到凌虐,及殺害

那是個獵殺女巫的時代。

今日的台灣又文明到哪兒去?
無罪推定定則,
在泛藍媒體人的腦袋裡肯定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們容許這些媒體人, 議員, 檢察官
在亳無具體證據的狀況下,
在街頭要求公審某位政治人物...
而我們竟能無動於衷...
只要這些泛藍名嘴不高興,
其他人就要像十六, 十七世紀的女巫一樣
被羅織以莫須有的罪名, 遭大肄搜捕, 凌虐...
警官學校也不用教授科學鑑識與科學辦案了!
各大學法律系所, 也不需講授法理學!
證據法則與人權可以丟到垃圾場去!
只要我相信你有罪, 你就一定有罪!
只要我認定你有罪, 不管有沒有證據,
我會透過媒體宣傳, 讓眾人相信你一定有罪!
這般恐怖的社會, 正在逐步建構之中!
若我們選擇繼續沈默,
在我們的有生之年,仍有機會見到下一波大屠殺,
以及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場景!

Li Wei

世界裡的台灣

當世界開始研究台灣-英國倫敦大學成立台灣研究所

出處:http://blog.sina.com.tw/4084/article.php?pbgid=4084&entryid=20428



知識通訊評論的報導裡,發現這則消息。英國的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成立了台灣研究所,據評論報導,該所是英語系國家第一個成立以台灣的單一對象的研究所。

當下,我進入該所的網頁一窺究竟,發現這個研究所的台灣課程包羅萬象,並且延伸出去到達中國、韓國與日本。在首頁中這麼形容台灣「台灣位在東亞最具戰略的地緣位置,往北是東北亞(韓國與日本),往南則連結東南亞(菲律賓與印尼),而西邊則是中國大陸。台灣的經濟、政治發展動輒牽引亞洲的安定與均衡。」
這個研究所授予碩士學位,並且開放博士研究,在課表中,Dafydd Fell教授的台灣政治發展一門課裡,引用的要求閱讀幾乎都是台灣學者的作品。包括劉義周、林繼文、朱雲漢、林澤民等,事實上這些作品也都深刻的描繪台灣政治發展的特定主題,顯見Dafydd Fell對台灣研究的用心以及文獻掌握的準確程度。
看見這個研究所的成立,我很替台灣感到高興與憂心。高興的是,台灣開始在西方學者的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意味著台灣研究不再依附在中國研究之下。而台灣的重要性以及能動性也被西方國家承認,面對中國的崛起,台灣首當其衝,也是影響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接軌的重要變數。在這個層次上,要深入的瞭解中國,就必須瞭解台灣。這個研究所更想做的是,要進入東亞的世界,就要從台灣著手。然而,我同時也為台灣自身的政治發展感到些許無奈,當世界開始看見台灣,開始研究台灣,開始擁抱台灣的時候,台灣的政治人物卻總是目光狹隘,陷入權力的爭奪泥沼之中。台灣的國會議員愛上自爆遊戲、台灣的檢察官開始煽動人民、台灣的權力掌握者與領導人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弊案陰影之中。不只如此,台灣的媒體更讓人不敢恭維,腥羶與情色的報導佔據版面,挑逗與臆測加上極其誇張的用語掛在嘴邊,媒體不以報導真相為目的,而是以翻炒新聞,把新聞加工後再製造新聞為目的。這樣的傳媒與政治競爭,讓台灣在世界的擁抱之中變得如此多刺與不堪。而在如此低俗的政治、傳媒環境之中,台灣的人民又對這個世界認識了多少?
當世界開始注視到台灣的同時,我們到底離這個世界有多遠?當世界開始研究台灣時,我們到底對這個世界認識有多少?當世界開始擁抱台灣時,我們到底讓台灣以什麼樣的面目和姿態來面對?

Wednesday, April 12, 2006

假新聞又一宗

當新聞內容真真假假, 我們又必須接受大量資訊
保持懷疑, 冷靜觀察, 待事件熱度過後再去回頭檢視,
也許是可行的方法之一吧!

Li Wei

出處:http://www.socialforce.tw/phpBB/post_363419.html#363419

這幾天國內紛擾不斷的「聯合國將於2008年全面廢用繁體中文」等相關報導,在今天終於證實又是一則假新聞。有趣的是,當初引起波瀾的報社又出來指責他人「烏龍」、「專責聯絡的官員不澄清」,完全沒有反省自己有沒有克盡查證的職責。其實行政院發言人鄭文燦在第一時間已經說明聯合國1971 年開始就採用簡體中文,卻沒有引起大記者、主編們的青睞而採用這個說法。難道報導只需要轉述,一旦轉述的資料來源有問題,就只要一推四五六,全部怪到別人身上就可脫身嗎?對於消息來源的查證也都需要政府來做嗎?這種不經查證的報導鬧了這麼多天,靠報導為生的新聞媒體要不要退出報壇?

讓我們話說從頭!

3/23 中國的「北京晨報」引述中國應用語言學會會長陳章太的說法,「聯合國已決定自二○○八年以後,原在聯合國同時使用的中文繁體、簡體字,一律使用簡體字」。臺灣的中央社於是發了數則新聞稿,包括「聯合國:二00八後文件廢繁體中文」、 「中國學者:2008年起聯合國一律用簡體字」 。東森新聞報的大陸新聞中心也報導「聯合國文件廢繁體字?2008改用簡體為唯一標準」。 而當日,中廣新聞報導「鄭文燦: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已改用簡體字」,行政院發言人在第一時間已經說明自中國進入聯合國後,相關中文文件就都已經採用簡體中文。

3/24 本新聞大量被平面、電子媒體所報導,但皆引述中央社或北京晨報的新聞,並無進一步向聯合國查證。(事後得知,3/24政府已經向聯合國查證) 3/25(美國時間) 當時在舊金山訪問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語氣堅定地表示,近日聽聞聯合國將會廢除中文繁體字,他個人非常反對,屆時一定會想盡辦法來阻止。」(2006.03.27中國時報/兩岸新聞/A13版)

4/3 比利時天主教荷語魯汶大學博士生高銘志投書自由時報之「自由廣場」 「聯合國廢正體中文? 待查」指出該消息的可信度有問題。但也未引起自由時報的進一步報導或其他新聞媒體的追蹤。

4/9 報導指出網友發起連署抗議「聯合國將於2008年停止使用繁體中文文件」,並指出臺灣地區民眾反應冷淡。

4/10 立委在立法院抨擊教育部長杜正勝沒有積極捍衛正體中文。

4/11 外交部發言人呂慶龍在例行記者會中說明,「在3月該報導傳出後,教育部(新聞)特地在3月24日行文外交部,希望能對該傳聞進行查証」,經外交部向聯合國官員求證的結果指出,「聯合國從1971年以來就使用簡體中文,並沒有同時禁用正體字,因此日前媒體報導聯合國將在2008年禁用繁體字的情形並並沒有根據,不是事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至此,4/11的聯合報又用六則新聞大篇幅地報導「聯國廢繁體字? 烏龍啦」 ,文中甚至抨擊「兩岸在紐約都派駐專責聯合國事務官員,對傳聞應知真偽,但始終不見澄清,徒令傳聞甚囂塵上,似有失職之嫌。」 在這個過程中,聯合報與中國時報都花了相當篇幅報導這條新聞。根據查詢中國時報的「知識贏家」資料庫,從3/24到4/11,該報共有15則相關的報導或文章,其中8則是在讀者投書或副刊中;聯合報的「聯合知識庫」則顯示該報共有13則,其中3則是在讀者投書或副刊。而自由時報則只有3/27的兩篇報導、4/3的一篇讀者投書以及4/11的兩篇澄清報導。 從這個過程來看,又是一個從不知名的店裡買來稻草人,自己打得很高興,白費力氣後,還怪別人怎麼不阻止自己亂打稻草人? 倒是值得觀察的是,創造這則「新聞」陳章太還有個身份是中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諮詢委員會委員(原副主任),這位半官方人士為什麼在聯合國早改用簡體字的35年後,忽然又提起這個早是事實的舊聞?只是為了個人的目的,還是另有蹊蹺?

Friday, April 07, 2006

高風險家庭

最近談論高風險家庭的節目很多, 節目中似乎想要透過討論找到簡單的原因, 有批評當事者抗壓性不足的, 有不滿社工處遇的積極度的, 有指責阿扁政府執政不力的, 也有責怪二個孩子的爸爸為何將債務丟給老媽置之不理的... 指責似乎都容易, 但如何解決的確是個難題, 現在內政部提出方法了, 還來不及施行, 國會又有意見了...

我認為, 這個現象不會有簡單的分析, 更不會有簡單的答案, 從鉅視的角度觀之, 現代消費社會的運作原理下, 商業如何透過各種行銷手段(包含置入性行銷), 創造出許多不必要的消費, 誘使民眾花錢消費?
大眾媒體對消費風氣有什麼助益的效果? (媒體的收益來自廣告商, 又如何真的能要求媒體改正奢華的風氣?) 鼓勵消費似乎是資本社會必要之惡! 前陣子不是才有學者為文指出: 當一個社會總體儲蓄率增加時, 反而不利整體經濟發展?
政府對於身心障礙兒童的保護, 輔導措施是否足夠? 社會大眾能否接受在社區裡, 設置相關教育/教養機構? (我讀大學時, 政府原本預計在台中縣大里市設置啟智學校, 後來遭社區居民反彈, 最後不了了之),
教育體系除了關注升學所需的智育發展之外, 有沒有認真思考過要加強生命教育, 兩性教育 (許多隔代教養的問題,不正是來自這些小爸爸, 小媽媽?)... 現在教育部要加強公民教育, 又有國會議員出來反對, 說什麼會增加孩子的負擔? (要維護民主政治的成熟度, 難道不需要教育孩子們, 如何理性地扮演公民的角色?)
最後, 社會福利體制是否成熟? 預算是否足夠? 社工人員晉用是否達專業標準 (縣市社工人員通過社會行政考試者, 未必都畢業於社工科系, 亦無足夠之專業訓練?)

從微視的角度觀之, 才是檢討當事人的道德問題, 抗壓性是否不足? 個人消費習慣...等問題!

其實, 這個社會會如此, 我們都是共犯結構中的一份子, 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只是責任的多寡而已!
唇亡齒寒, 是不變的真理, 但整個社會還在消費這些災難! 運用這些事件來互相攻擊! 製造對立!這更是令人憂心!

5億搶救高風險家庭 每兒每月補助3千

聯合新聞網 記者黃國樑/台北報導 2006-04-03 15:03

昨天阿嬤殺兩孫子後自殺事件,再次震驚社會,行政院長蘇貞昌及內政部長李逸洋上午宣布,將對兒虐及兒少生命遭受威脅的高風險家庭,三管齊下,全面扼阻因經濟困窘而導致的兒虐或自殺事件再發生,包括發放兒少緊急生活扶助金,每名兒童每月發放緊急生活扶助金三千元,時間六個月,最長可延長至一年;增聘地方社工人員;擴大補助民間團體介入照顧,三大措施總計將動用行政院第二預備金5億4000萬元。
蘇貞昌及李逸洋上午主持兒護志工授旗儀式時,共同宣布這項措施。蘇貞昌表示,政府將篩檢出高風險家庭,包括父母入獄服刑、父母有精神疾病、或煙毒惡習等困難或問題,及失業、感情因素及極窮困等情形,依家庭中的兒童數,每人每月發放緊急生活扶助金三千元。
緊急生活扶助金將由中央與地方按七三比分擔,中央總經費約4億4500萬元,將動用第二預備金,李逸洋表示,估計可扶助1萬5000名兒童或少年。
其次,目前地方縣市政府針對照顧兒童的社工人員,只有189位,明顯不足,將依照中央與地方四六比的比例,增加聘僱323位社工人員,合計總額將超過五百人,增加聘用幅度超過170%,中央負擔經費7500萬元,其中約半數也將動用行政院第二預備金。
第三,針對前述高風險家庭,政府去年起補助民間團體進行對這些家庭的關懷、照顧,包括課後學業輔導,去年經費是4400萬元,共照顧了2840位兒童,今年經費擴大為1億3500元,照顧人數將至少超過一萬人。經費是去年的三倍。
三項針對破碎家庭動用的新或擴大措施,將總共動用行政院第二預備金5億4000萬元。不過,李逸洋表示,明年度起這些項目都會納入內政部年度預算內,不需再動支預備金。
蘇貞昌表示,昨天阿嬤殺死孫子的事情他深感痛心,要找出辦法解決,這些可能受虐的小朋友,只要拉他們一把,日後就可能成為國家棟樑。

Tuesday, April 04, 2006

善牧4

現在不管中輟生 以後付更多成本

記者朱若蘭∕台北報導

從事中輟生輔導工作的乘風少年學園指出,教育主管機關對於輔導中輟生「重量不重質」的錯誤觀念,以及投入資源薄弱,讓有心做事的民間團體備感辛苦,所有中輟學園都經營困難。

目前輔導十五中輟生的乘風少年學園,對善牧學園因為經費及場地問題,面臨關門的消息並不感到驚訝,乘風少年學園總幹事羅友偵表示,台北市目前有天主教善牧學園、基督教乘風少年學園及以琳基督徒中心,其中以善牧學園服務八年最久。
乘風少年學園主任林哲寧分析,社工員輔導中輟生比一般學生,要花上一倍以上的心力,中輟生需要的是生命的改變而非成績的競逐,但教育主管機關輔導中輟的觀念卻仍是「重量更勝重質」,因為量多,得到補助才多。中輟生非單純教育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政府不重視,以後會付出更多社會成本。
羅友偵指出,民間團體與縣市教育局合作輔導中輟生模式有三種,第一種是方案合作,政府不補助人事費用,另一種是公辦民營,政府負責提供場地與社工員人事補助,第三種則是「合作式中途班」,也是目前北市三個中輟學園採行模式,「場地自己想辦法」,且政府補助經費隨每年預算不同而有差異,其他不足部份民間團體自籌。
羅友偵表示,乘風少年學園、以琳基督徒中心因有教會空間作「備胎」,來自場地的阻礙較少,但善牧學園的母機構│善牧基金會是一個社會福利機構,每月四、五萬元的房租,經營壓力實在很大。政府有不少閒置空間,與其養蚊子,不如用來做中輟學園。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s/13/68/39/13683934.html?/society/

善牧3

中輟過來人》阿瑋:如無學園 我可能還在混

【記者朱若蘭∕台北報導】
善牧學園八年來輔導一百卅幾個中輟學生,他們到學園曾經掙扎、受挫,卻也成長,社工員、老師的愛,是讓他們不入歧路的最後一道防線。
「當初要不是有學園裡的大哥哥、大姊姊陪伴,我現在可能還是整天跟人打架、鬼混,生活沒有目標,也沒有未來。」曾因不適應學校而中輟的阿瑋,在離開學園八年後,說出善牧學園對他的意義。
阿瑋說,他國中中輟後在學園待了兩年,畢業後,到高職讀了一年,就去工作,退伍後,回到善牧基金會看看當初陪伴他的社工員、老師,剛好基金會缺一位行政人員,他接了這份工作,善牧對他來說「有回家的感覺」。
善牧學園主任葉坤祥說,善牧學園八年來輔導一百卅幾個孩子,其中三分之一多半已經成年,學園沒有繼續追蹤,其他三分之二孩子多半就讀高職,有的孩子經過學園「會上來看看,打聲招呼」,一、兩位保有書信往來。
學園裡有一位長得「粗勇」的少年,讀國中時因為打群架被關進少年觀護所半年,半年後,他回到學校,同學認為他是「混混」流氓、老師也看不起他,他自尊心受損不想回學校,後來轉到善牧學園,學園的老師,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才獲得他的信任,他跟老師說,他很想讀書,為何學校都不給他機會?
這位少年自學園畢業後,努力考上高職,現在已讀到高三。葉坤祥感動地說,「這個孩子企圖改變自己,拒絕與黑道朋友往來,堅持走出一條新路」,看到孩子生命改變與成長,所有辛苦都值得。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s/13/68/39/13683935.html?/society/

善牧2

輔導中輟生8年有成 善牧學園要熄燈

【記者朱若蘭∕台北報導】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輔導中輟生開辦的「善牧學園」,因經費嚴重不足,加上位於台北市西園路的教室場地,因周邊馬路拓寬工程導致樓房歪斜,基金會決定,如果找不到經費及合適的教室場地,營運八年的善牧學園將在六月底關閉。
善牧受北市教育局委託以「合作式中途班」輔導中輟生,也就是讓中輟生每天到「學園」而非到學校上課,在學園完成學業後,仍可領到國中畢業證書。而學園的課程和一般學校很不同,學生有較多彈性可適性發展。
原本空間就狹窄老舊的善牧學園,兩年前因周邊馬路拓寬,樓層、窗門變得有些歪斜,學園基於安全,計畫搬遷,四處尋覓結果,不是租金太高,就是場地不適合教學,善牧基金會為此傷透腦筋,加上經費困窘,今年初即考慮要結束善牧學園。
善牧學園主任葉坤祥表示,該學園承接的北市西區學校社工專案委託方案和預防中輟方案,分別在去年底及今年二月底結案,因為工作方案告一段落,所以善牧基金會考慮在二月底結束學園工作,但因為學生都表示不想回到原學校或轉到其他少年學園,善牧為了不影響學生學習情緒,所以在三月一日,暫將學園遷到基金會的萬華少年服務中心,讓學生至少完成這學期學業。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教局已請都發局協助尋找適合場地,期盼善牧學園能繼續輔導中輟生。
閱報秘書》善牧學園
中輟少年學園課程內容除了教國文、英文、數學等基本科目外,還有吉他、打鼓、街舞及戶外體驗課,例如攀岩、健行、泛舟等,讓不適合一般教學方式的中輟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學習,操練人格與互助精神,並在團體式的遊戲、活動中,了解同儕差異,並在分享中認識自我。

來源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s/13/68/39/13683939.html?/society/

善牧

昨天在新聞裡看到台北善牧學園, 為了經費不足的問題, 無法支應房租的開銷, 恐將要結束對中輟生的服務, 上網搜尋相關新聞, 卻又看到這則報導...

這是我所知道第二個社工遭集體解僱, 服務臨時叫停的故事了...


編輯室手記:一場無關228的反抗行動和弔念活動文/丘德真 (節錄)

位於萬華區的台北善牧學園(隸屬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八年以來一直收容來自台北各國中的中輟生,提供替代性教育服務。不過,善牧學園的社工們近日遭集體解僱,2月27日是他們的最後一個工作天。當天,從早上九時開始,他們每一個小時點一次蠟燭,並且集體默哀十分鐘。
默哀弔念的對象,除了是這群社工的服務心血和工作權之外,更包括對學生和其他案主的服務承諾和權益。此外,在農曆年前不久,善牧基金會高層在未經專業評估下,倉促要求終止中輟學園營運──面對決策過程的草率和粗暴,社工員更是遺憾。
服務承諾被迫中斷,對學生和其他案主的身、心衝擊不容小觀。學園社工們遂多次集體向基金會高層反映,極力爭取緩衝期以作專業部署。不幸基金會高層對此訴求不單不予重視,而且堅決解僱這批要求以社工專業作為決策依據的工作人員。甚至,基金會高層決策反覆,期後又無預警地宣告繼續中輟生服務直到學期結束;既然繼續提供服務,但卻執意要該批社工員在二月底提前離職,對人力短缺問題視若無睹,更無意顧慮學生的學習品質。
當天每小時一次的默哀行動,直至六點多最後一次熄燈關鐵門為止。基金會高層拒絕社工專業對話的要求,是次集體解僱事件,並不只是一批社工員丟了飯碗,而更是專業社會服務被排擠──讓人難堪的,竟是被社會福利機構排擠。
(幸好,是次默哀行動並非故事結束,而是開始。關心這批社工員以及台灣專業社會服務處境的讀者,敬請密切注視他們的行動網站:http://www.mbt-prtec.org/socialworker

出處: http://publish.pots.com.tw/Chinese/editorial/2006/03/05/399_2editorial/

Saturday, April 01, 2006

社工人力不足


(中央社記者徐毓莉台北三十日電)攜子自殺、家暴、兒虐案件不斷,社工人力卻相當吃緊!學者指出,以目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兒童及少年保護社工人力配置,現行專責人力五十一位,兼責兩百六十七位,承擔九十四年度九千八百九十七件案件,加上累計的舊案計算,平均每位社工員承接超過八十件個案
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上午舉辦記者會,公布由一千零八十一名社工專業人員、社工相關系所師生選出「十大社福新聞」,結果家暴、兒虐案件幾乎佔了一半,社工系學者並以當前台灣各種家庭問題、社會問題,表達對現有社工人力感到憂心。
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等學者推估,台灣目前社工專業人力約七千五百七十五人,一人需要服務三千零三十六位民眾,僅及香港的三分之一,與美國差距近五點五倍,估計台灣還需要增加四萬一千餘名社工員,才能趕上美國水準。
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所長彭淑華說,以九十四年度兒童及少年保護開案數九千八百九十七件來算,平均每位社工員要承接超過八十件個案,如果以每位社工員合理案三十件計算,加上社工督導員的配置,目前兒少保護服務領域的社工員額至少仍需增加三百二十三位。
彭淑華說,兒童保護、家庭暴力等案件近年來有增無減,隨著少子化與外籍配偶的增加,教養問題勢必成為未來重要議題,在社工人力「拉警報」的狀況下,只會疲於奔命於處理問題,但服務的品質與量卻無法提升。
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理事長呂寶靜也表示,釵h社工員被迫必須接各種類型的案件,從老人、兒童、婦女到中低收入戶,工作負荷大,工作品質無法提升,使社工人員常在精力耗竭下選擇離開,以兒少保護社工為例,因為還要面對施暴者的威脅,幾乎有三分之二的社工都待不滿三年的時間。
林萬億指出,人口老化、少子化、長期照顧是社會變遷下的新挑戰,不是個人或家庭可以獨自解決的問題,「國家必須選擇與家庭站在一起?還是讓家庭自生自滅?」
呂寶靜也認為,十年前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數約是每年近兩千件,現在已增加到近萬件,成長五倍,但相關社工人數卻沒有增加,人力嚴重短缺是最迫切需要解決,政府與社會不能再坐視這個問題,否則惡果將是全體社會要共同承擔。
由一千零八十一名社工專業人員、社工相關系所師生選出「十大社福新聞」,依序為:邱小妹受虐致死醫療人球案、玻璃娃娃跌倒致死案、每四對結婚夫妻有一對的配偶是外籍人士、長期照顧兩位肌肉萎縮症的教授,因兒子相繼過世而跳樓自殺、娃娃車悶死幼童。
其他還有:台灣人口老化速度排名世界第二、台灣生育率創新低、三歲男童遭刺青施虐致死、一年有兩萬六千多名媽媽處於家暴折磨中、每年有近四千個孩子被父母拋棄或無力照顧被出養。
(出處: 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