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國家真的消失了嗎？

過去七十四年來，瑞典中間偏左的社民黨以單一政黨或組聯盟方式掌政長達六十五年，堪稱全球最成功的政黨。但在9/17這天瑞典執政黨以1.9%之差敗選。評論者多指出因為瑞典人民不再支持高稅負的福利政策。
我猜想國內反對福利支出的新自由主義派財經學者恐將借題發揮，並告誡政府不要再任意增加社會福利預算，並且將領受社會救濟，失業補助的弱勢族群再一次污名化。
別忘了，我國目前對於貧窮線的條件仍是十分嚴苛的標準，我們服務的案主仍難很難取得資源幫助他們自立！在我服務經驗中，弱勢民眾受到民間社會慈善團體資助多於來自政府制度化的福利／服務供給（公部門受到依法行政，依預算辦事的限制）。
社會正義及程序性正義在台灣仍有待強化的同時，太過強調福利政策的負面影響，而完全忽視福利政策對社會團結與安定的貢獻，是不可取的作法。

抵制! 抗議! 然後呢?

推薦好文...
這是一篇討論新聞自由的文章, 我也同意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二者間的衝突應以司法解決...
任何形式的行政裁量, 都可能再一次地傷害新聞自由, 亦無益於人權...
希望那些"忍辱負重"的NCC委員也能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Li Wei

文章出處：http://blog.yam.com/glenngould/archives/2050736.html

最近王建民宣布拒絕台灣媒體的採訪, 一時間似乎民氣可用, 向媒體嗆聲, 抗議媒體的動作馬上採取實際行動。 手邊剛好有一本書「紐約時報」(Behind the Times: Inside the new New York Times), 這本書一開場就從 1991 年紐約時報兩起高度爭議性的報導談起。其中一則報導揭露強暴案件中原告的真實身份, 並且詳盡披露這名女子的生平, 呈現該名女子過去所有的負面資訊, 也沒有放過她母親以「第三者」身份介入其繼父原本婚姻並取而代之的八卦。另一則報導是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下, 搶先披露美國前總統雷根夫人南茜與法蘭克辛納區外遇的緋聞。 這兩則「小報傾向」的報導引發相當大的爭議, 外界對於紐約時報這樣違背大報傳統的作法多所批評, 紐約時報內部反彈也很大。後一起爆料紐約時報無言以對, 只能接受批評。在第一個事件中, 紐約時報總編輯辯稱原告身份早已被其他媒體披露, 電視上 NBC 晚間新聞播出女子全名, NBC 則推說超市門口的環球報 (The Globe) 前一天已經刊出原告的姓名與照片, 環球報則說, 一個星期前倫敦星期日鏡報 (London Sunday Mirror) 已經刊出原告姓名與照片。這看起來是否很熟悉, 就如同台灣電子媒體、中時聯合跟著蘋果日報壹周刊炒做八卦新聞, 然後拿八卦媒體是始作俑者做為擋箭牌。紐約時報被認為是「世界第一報」, 是「質報」的代表, 更自詡是「菁英辦給菁英看」的報紙。做為美國報業龍頭, 面對全美市場, 紐約時報的發行量並不是美國第一, 實際上發行量並不大, 近年來只有一百一十萬份, 低於台灣自由時報宣稱的發行量, 也僅略高於台灣中時、聯合宣稱的發行量, 但紐約時報仍是一家賺錢的企業。面對市場競爭壓力, 偶爾也還是會脫線, 做出違反「質報」格調的八卦腥羶報導。這次紐約時報專訪王建民, 作為一個「質報」, 如果真的專注在王的專業表現, 談王的棒球歷程, 真的有必要談到王的過繼身份嗎? 歸根結底還是割捨不下八卦的吸引力, 我並不覺得紐約時報在對這次事件中有比較高的水準。我一直認為台灣媒體的問題不在於媒體狗仔化, 而是缺乏不狗仔又真的具有公信力與報導權威的媒體。狗仔隊不是台灣的專利, 只要是新聞開放的國家都有狗仔隊, 外國的狗仔隊的凶悍程度比起台灣來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然 Brad Pitt 與 Angelina Jolie 也不用躲到非洲納米比亞生小孩, 動用該國政府來保護隱私, 並以天價出售其女兒肖像權, 藉由媒體來對付媒體。但是其他國家的媒體不會全數淪為超市門口販賣的小報, 會有市場區隔, 會有紐約時報這樣的媒體, 對自己有不同的定位, 有不同的訴求, 追求閱報率、銷售量之外不同的目標。反觀台灣, 號稱「質報」的中時聯合, 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跑到蘋果日報的場子跟黎智英較量, 當然玩不贏人家。要當「質報」, 要做一個在社會上動見觀瞻, 在菁英中作為意見領袖的媒體, 就不要想發行量名列前茅, 就不要拼降價。至於電子媒體成為政黨馬前卒, 先天上已經失去公信力, 只能進一步向八卦媒體的方向靠攏。並不是說美國媒體沒有政治傾向, 但要維持「質報」的公信力, 至少要努力做到讓事實證據說話這一步。現代民主國家同時追求新聞自由, 也保障個人隱私, 但在新聞自由的名目下, 對於個人隱私, 尤其是名人公眾人物隱私的侵犯似乎成了家常便飯, 形成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間難以避免的衝突。這個兩難存在已久, 美國憲法及後續修正案都傾向保障最大程度的新聞自由, 在這種前提下, 狗仔隊跟蹤這種些極可能侵犯個人隱私的作法與與未經查證訊息對當事人造成傷害的事情就難以避免, 如何在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權的保障間畫出一條界線, 誠非易事, 而這項工作, 則是交由法院裁判, 逐漸找出那條界線。不論媒體自由如何過份, 我認為以行政部門公權力介入管制是絕對不可之事, 一來這條界線的劃分相當困難, 在每個個案中需要思考的細節相當多, 行政當局實際上並不可能在事前鉅細靡遺的規範並畫出這條界線。其次不論這個行政部門是新聞局或者號稱「獨立」的 NCC, 只要容許行政權進入管制, 很快的當權者就會得寸進尺, 食髓知味, 以一己的利益偏好來篩選新聞。 NCC 成立後, 大量泛道德化理由的行政處罰實在讓人無法相信他們能保障人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的爭議不會有停止的一天, 也各自受到憲法保障, 只有讓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衝突的雙方, 在公平的地位與對待下, 向中立的法院爭取自身的權益, 讓法院依據憲法的意旨與個案情節做出判決。透過司法裁判, 經由個案審查的方式, 經由案例的累積, 逐步找出兩者間的界線, 這是一條緩慢的路徑, 但可能是邁向成熟民主社會無法迴避的道路。

塞米亞客的櫥窗

未完成待續

塞米亞客的櫥窗

在峇里島的五天裡, 因為Uluwatu的景色太美, 餐點太讚, 我們都待在Villa裡捨不得出門, 五天裡有外出的二天 (實際只有一天半不到), 就是去塞米亞客(Seminyak)和海神廟(Tanah Lot), 其中我們對於塞米亞客真是情有獨鐘, 因為那裡的櫥窗設計真不是蓋的...



這是一家泳裝店, Chris進去買了一套泳裝, YY和我純粹是進去欣賞的, 但出來時, 店員很親切的也送了YY一個可以裝泳衣的包包, 印刷地也很精美哦!!

這是家藝品店, 老闆是日本人, 裡頭賣了許多當地特有的手工藝品, 藤製品, 土著雕像, 傳統木製面具, 木筷, 竹編雜物籃, 手工肥皂, 釣魚貓, 燭台...等逛了一整條街後, 發現每家店的特色都不盡相同, 好像峇里島島民個個都是藝術家一樣...後來回Villa看Cyrus帶來的雜誌才知道, 這裡聚集了不少世界各地來的藝術家, 如木雕師, 畫家, 音樂家...塞米亞客成了一個藝術村 (這讓我想起東海大學附近的藝術街坊) .

海邊的夕陽

Villa就建在海邊的山崖上, 每到夕陽時分, Cyrus和我就拿著相機, 拚命地按快門...
買相機這麼多年以來, 記憶中未曾刻意揹著架腳, 相機, 選個景點拍夕陽 (對啦! 我是只是個擁有相機的人, 連業餘玩家都稱不上的啦! 相機對我而言, 就是隨手拿來拍些生活照, 單純做些出遊時的影像紀錄罷了), 但在這裡, 每天有現成的夕陽可拍, 加上Cyrus借我一支Cannon 17-40的廣角鏡, 若不多拍一些相片, 好像覺得會對不起這裡的好風景... 所以我們拍了很多的夕陽美景, 而且, 每天的夕陽也隨著天空雲彩的變化, 而有不同的風貌哦!! 當我們在拍照時, YY和Chris也不忘好好欣賞這裡的美景.....而且最幸福的是...當夕陽落下我們收拾相機後 , Villa的晚餐往往也準備好了哦!! (餓了)

SPA

到峇里島不做SPA就好像沒來過一樣, 所以我們一行四人就各安排了二次SPA, 其中一次是第一天到Villa的下午, 從喧囂的城市, 坐了四小時飛機後, 預約好的SPA成了我們假期的第一個享受, 費用內含在Villa租金裡. 因為那裡風景太美了, 我們就在院子裡做了有生以來第一次, 也是露天的SPA, 那次YY, Chris, 和Cyrus都直說舒服(除了傍晚風吹時有點冷), 所以第三天, 我們又另外安排了一次, 但這次我們就換在室內, 不會吹到風, 你們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第一次我沒有說舒服? 因為...我趴在床上完全睡到死死昏昏去, 忘記SPA是什麼感覺, 只是醒來時覺得身上很油, 很不習慣...所以趕快去沖澡....

Uluwatu Surf Villa

親切的工作人員, 最右邊是這裡的經理/管家, 接下來是工作人員, 每天都為我們整理Villa, 清潔泳池裡的葉子, 第三位是司機大哥, 當我們要外出時, 他提供我們專車接送服務, 第四位是廚師, 他煮的料理, 我至今難忘, 實在是太好吃了, 讚到一個不行, 第五位也是工作人員, 比較害羞...
Uluwatu Surf Villa 就建在山崖邊, 這裡的浪很大, 天空很藍, 氣溫約28度, 即使一直呆坐太陽下看海, 也不會感到悶熱難受, 如果在亭子裡, 吹著徐徐的風, 很容易, 真得很容易....睡著!
這是我們這幾天渡假, 放鬆的Villa
這是我們這幾天的臥房, 每天早上, Villa的工作人員會再幫我們整理一次, 很貼心的服務!
也謝謝Cyrus夫婦, 把這間最大的房間讓給我們!!
坐在Viaala的客廳, 向外望去就是一大片的海...

發呆亭

"發呆亭" 這裡是我們最常窩的地方...
在這裡看海, 聽濤, 讀小說, 發呆, 打瞌睡, 喝下午茶, 打屁, 吹風, 等著看夕陽, 等著吃晚餐....

"

現代逃城

逃城的逃, 出自於希伯來文"miqlat", 是"接納, 吸收"的意思, 逃城是收容, 接納逃亡者的城市.
在反覆不斷的工作任務之後, 我們也需要逃亡, 逃到一個不需要接聽電話, 不需要開會, 不需要聽人抱怨的地方, 並且, 在這個場所中得到心靈的安適... 我們來到 Bali !!

非攻

人類文明已進入二十一世紀了,

中國還以各種似是而非的理由,

就是不願意放棄以武力解決台海爭議,

甚至明定法律, 顛倒是非，以亂為義…

西元前480年的墨子都已經寫下這樣反戰的文字…

真不知對岸的那些文人策士知不知羞…

Li Wei

非攻(墨子)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桑維翰論

桑維翰是石敬瑭的策士, 他主張割燕雲十六州給契丹, 對契丹稱臣, 以換取短暫的和平

將天下之財富盡輸予契丹, 人民解除心防...最後帝昺在崖山投水自盡...
之後契丹國衰, 則由女真取而代之, 女真弱, 則由蒙古取代...
而後唐之國家主權則受異族(外國)所控制...

這篇文章, 應該請泛藍的諸公好好閱讀, 並多加思索...

台灣的未來, 要依賴中國的善意嗎?
台灣投注多少資金, 協助中國發展經濟,
結果中國一樣在外交場合, 連不具政治意義的世界衛生組織打壓我們, 不是嗎?


Li Wei

桑維翰論 (王夫之 著)

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 斯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 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 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唯桑維翰當之。

劉知遠決策以勸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險， 恃士馬之彊，而知李從珂之淺軟，無難摧拉，其計定矣。而維翰急請屈節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膽虛，遽從其策 ，稱臣割地，授予奪之權於夷狄。知遠爭之而不勝，於是而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衣冠禮樂，驅以入於狂流。契丹弱而女真乘之，女真弱而蒙古乘之，貽禍無窮，人胥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維翰尸之也。

夫維翰起家文墨，為敬瑭書記，固唐教養之士人也，何讎於李氏，而必欲滅之？何德於敬瑭，而必欲戴之為 天子？其為喜禍之奸人，姑不足責；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劉知遠輩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決意以戴異族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終始重貴之廷，唯以曲媚契丹為一定不遷之策，使重貴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財竭，民心解，帝昺崖山之禍，勢為固然，毀夷夏之大防，為萬世患，不僅重貴縲繫客死穹廬而已也。論者乃以亡國之罪歸景延廣，不亦誣乎？ 延廣之不勝，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謀彊，可用為咎，亦僅傾臬捩雞徼幸之宗社，非有損於堯封禹甸之中原也。義聞已昭，雖敗猶榮，石氏之存亡，惡足論哉？

正名義於夷狄者，延廣也；事雖逆 而名正者，安重榮也；存中國以授於宋者，劉知遠也；於當日之儔輩而有取焉， 則此三人可錄也。自有生民以來，覆載不容之罪，維翰當之。胡文定傳《春秋》，而亟稱其功，殆為秦檜之嚆矢與？

生員論

當今誰是台灣的"生員"?
應該讀這篇文章好好反省反省!!

Li Wei

生員論 (顧炎武著)

廢天 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 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 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 用世之材出。

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 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 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 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 則群起而哄者， 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隱祕的事情)，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譟，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 治之而不可治也， 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 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為大患，而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

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 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戶， 而無雜泛之差， 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 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 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 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 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 富者行關節以求為生員， 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 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

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 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 有所謂同考官者， 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侄；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 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 朋比膠 固，牢不可解， 書牘交於道路， 請托遍於官曹， 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 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 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 而門戶之習除也。

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 論、策、 表、 判者， 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 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 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 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過。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 場屋之中，而少年 捷得之者，又 易視天下國家之事， 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惟此而已。 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 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 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顧炎武(1613 - 1682年)，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江蘇昆山人。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曾參加抗清戰爭，後致力於學術研究。晚年側重經學的考證， 考訂古音。著有《日知錄》等書，是清代古韻學的開山祖。顧炎武反對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 強調客觀的調查研究，開一代之學術新風。

期待什麼?

國親兩黨提出罷免案後, 原本是希望阿扁提答辯書, 到立法進行答辯!
並接受為期四天的"審查", 結果遭阿扁總統拒絕,
並決定直接向人民報告, 對於在野政黨指控的十大罪狀, 一一說明!

就罷免案而言, 無論是向人民報告也好, 向立法院答辯也罷!
別忘了, 這都是政治動作... 與司法運作一點關係也沒有!
對二個陣營而言, 主要目的是創造對自己有利的輿論,
以訴諸人民最後的公斷!
(雖不滿意還可接受啦! 難道要人們武裝衝突嗎?)

泛中國陣營挾媒體優勢, 由來已久, 政論及新聞節目嚴重失衡...
不斷唱衰台灣, 美化中國
讓台灣人民覺得台灣快倒了, 不趕快到中國投資就沒有希望...
卻不見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 司法的不公正, 對宗教的迫害, 對言論自由的限制...

難得有機會, 阿扁總統利用這次機會, 為自己六年的努力答辯
引用國外專業機構對台灣競爭力的評比, 讓我們知道身為台灣國民亦有值得驕傲之處!
台灣在政治紛擾的情形下, 仍有不少亮眼的成績, 這是值得肯定的!
我們也要反思, 台灣前景不錯, 為何老是長他人志氣, 滅自己威風?
是不是我們不加思索地接受媒體的報導? 而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
泛中國黨人士從未肯定近年來, 政府努力打消呆帳, 建立良好金融秩序
聯合中國二大報系不僅刻意忽略事實, 報導失衡, 白白浪費無冕王之美名
使媒體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小丑...

民主的發展, 有賴媒體的監督, 以及獨立的司法體系,
但台灣媒體的畸型發展, 加上少數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的檢調人員
都在腐蝕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政治...

泛中國政黨要求清簾保台, 這個我完全同意,
不僅泛綠陣營裡的貪腐人士應接受司法調查, 必要時要辭去職務, 以謝國人,
但泛中國政黨裡的貪腐情形, 是否亦接受同等標準的檢驗?
如中國國民黨的不法黨產, 相關流亡海外的通緝犯, 是否亦應回國接受司法制裁?

只要泛中國勢力退出媒體, 退出司法界
還給司法及媒體獨立的空間, 對泛中國黨或泛綠陣營的監督標準是一致的...
那麼是台灣之福, 清簾政治亦將水到渠成!

聲援謝清志

如果政客可以隨意爆料凌駕司法之上,
自家媒體配合特定政治炒作/製造新聞, 以塑造符合他們利益的"輿論",
最後, 再由政論節目私設刑堂, 由不具法學素養的主持人扮演法官...
只為打擊執攻黨, 而讓無關的人受到這些莫須有的指控,
將來民間優秀人士, 誰還敢進入公部門, 為民眾服務??

以道德取代法律, 將是法治社會的一大挫敗!

Li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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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行經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減振工程已經完成近九成的進度，南科管理局局長戴謙二十三日表示，南科減振工程進度已達86%，所有工程可望在高鐵通車前兩個月完工。以目前的檢測數字來看，對於減振效果相當樂觀可達成預期目標。但令人不解的是，台南地檢署偵辦所謂「南科高鐵減振工程弊案」的檢察官，二十三日下午傳訊這項工程大功臣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委謝清志，經六個多小時的偵訊後，南檢竟以謝清志涉嫌重大，於晚間向台南地方法院聲請羈押，並於二十四被法庭收押。

南科管理局局長戴謙指出，整個減振工程數量在基礎加勁構造工程部份，共計143座，已經完成142座；彈性減振牆工程部份，全長共計3898.1公尺，連續壁到5月18日止已經完成3085.8公尺，尚有812.3公尺未完成，總完成百分比79.16%；減振材放置到5月18日止已經完成2882公尺，完成百分比73.68%。原基礎加勁構造及彈性減振牆整體工程的完工期限是5月24日，但由於彈性減振牆第二、七區因設計變更，完工日期將為今年的8月31日，基礎加勁構造工程SR-33因為有管線關係，工法變更，完工日期也是8月31日。戴謙說，整個減振工程上，完成的部分有捷儀公司的驗證測試，高鐵以315公里時速行車，檢測發現減振效果和先前預期的類似；不過，工程還沒有全部完工，仍要等最後的結論才能作為最後的依據。依照合約，兩百公尺要降9db，四百公尺要降6db﹔以目前的檢測數字看起來，達到預期目標相當樂觀。對於謝清志遭檢方收押，國科會主委陳建仁表示，他已在第一時間通報行政院，有關謝清志的職務，將俟法院裁定後再研議處理。同時國科會將依法聘請律師提供必要協助。(謝清志已於五月二十四日主動提出辭呈，要為自己的清白在法庭上奮戰)陳建仁指出，謝清志雖被檢方收押，但尚未經法院開庭審理裁定。國科會完全尊重司法，也希望法院速審速決，早日釐清真相，勿枉勿縱。陳建仁強調，謝清志擔任南科減振召集人期間，已盡全力解決南科高鐵振動問題。本案已進入司法程序，國科會將依法聘請律師，提供必要的協助。因南科減振工程案遭台南地檢署羈押的行政院國科會副主委謝清志是一位熱愛台灣，畢生都貢獻給航空太空領域的科學家，從早年被列入海外「黑名單」，後來放棄美國的高薪，回台灣進入國科會太空計畫室工作至今，三顆衛星都是在他手上監督順利發射、運轉。謝清志，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台灣台南人，一九六五年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一九六八年取得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學位後出國進修，一九七三年取得美國密西根大學電腦資訊控制研究所碩士，再隔兩年取得同一所大學航空太空博士學位。取得博士學位後，他任職同一所大學的海洋研究所研究科學家，一九七六年到七九年任職美國洛克威爾工程導航控制定位分析師，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五年任職美國太空公司導航定位分析師、衛星計畫工程師、火箭發射計畫工程師等。一九九五年，謝清志返回台灣，仍然在他最熟悉的太空領域內服務，從一九九五年到兩千年擔任國科會太空計畫室特聘研究員，並從兩千年升任國科會副主委任職至今。　對於解決南科震動難題的功臣竟被檢方聲押，國內、國外的友人和學界人士都感到憤憤不平，質疑台灣的政客為了個人利益，竟然羅織一位為台灣奉獻心力的高級科技人才入罪。　到目前為止，政客、檢察官都承認，謝清志並沒有貪污，但卻用「圖利他人」的空泛指控陷害忠良。海外許多專業團體已積極展開聲援行動；台灣的政壇大老也都願意挺身為謝清志的清白背書，並呼籲司法人員儘速還謝清志清白。台美航太協會的林宏容博士特別撰寫「南科高鐵減振工程探討」專文，詳細說明南科減振工程的獨特性和來龍去脈。林宏容表示，歡迎各界人士上網www.taasa-web.org下載或閱讀該文，並踴躍連署聲援，不能讓政客為私利陷害忠良、更不能讓外行的司法人員偏聽一面之詞，利用法條打擊為國家奉獻犧牲的人才！

司法獨立

最近忙得沒什麼時間看新聞!
偶然間看到李慶華委員在電視台公然呼籲承審司法人員
即使偵查告一段落，也不能讓趙建銘交保，否則將拒審檢察總長...云云！
嗚呼！
趙建銘或許因為貪財，而有道德上的瑕疵，
將來司法判決結果，若經法官宣告有罪，趙氏也必將受到司法的制裁
接下來，不僅台大博士班學籍不保，醫師執照恐將吊銷，
加上人格污點，民眾的質疑將一輩子跟著他...

但是趙氏並沒有因而破壞國家發展的根本基礎...

反之，李慶華的這一席話，
除了公然對原本應該獨立辦案的司法人員施壓外，
不僅破壞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原則，
更明目張膽地指揮司法人員，壓縮司法獨立審查的空間...
讓政治凌駕於法律之上
公開向司法人員嗆聲，亦有發動全民公審的意涵...
弱化司法機構的公信力！

如此破壞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

對國家整體發展的角度看來，這下誰的罪惡比較大？

中國自由主義者看臺灣

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才是經濟穩定成長的良方!
獨裁政府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較有效率,
但極權會扼殺學術自由, 以及人民創意的展現,
一言堂下的社會, 只是把問題隱而不現而已,
總有一天問題浮上檯面時, 社會的動盪所付出的代價將遠高過眼前短暫的利益,
我們總要把眼光放遠一些!!

Li Wei

王怡：一個大陸自由主義者看臺灣
作者﹕王怡
【大紀元5月3日訊】台灣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和台灣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論政團體澄社，在3月12日聯合舉辦「兩岸知識份子論壇」，討論兩岸民主話題。因為種種阻撓原因，我很意外地成了這次會上唯一一個來自大陸的知識份子。在台灣十天的訪問，我看到一個了不起的台灣。走在台北的街道上，因為大家的膚色、文化和語言都相同，就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讓我想起一部美國電影叫《回到未來》。也許我就非常奢侈地走在二十年後的成都大街上。你在西方國家就沒有這種感覺，因為群眾演員不一樣，民主是人家的民主，跟你好像沒關係。但在這裡，我在捷運（地鐵）的火車上，我的相貌和周圍的台北人差不多，我可以完全混跡於一個民主社會當中讓人認不出來，因為我的臉上並沒有寫著我來自共產黨中國。我甚至很害怕遇見一個小偷，把我的通行證暴露出來，讓所有人都扭頭看我，發現我原來和他們不同。這是種奇妙的感覺，使我開始從生理上產生對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我怎麼可能接受一個民主的台灣被一個共產黨的大陸統一呢。
當我真正來到台灣，和台灣的朋友們見面，和那些陌生的台北人在一輛列車上「百年修得同船渡」，我發現在「台灣的命運只能由台灣人自己決定」的民主邏輯之外，我真的不可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一種政治邏輯。因為其他的邏輯都伴隨著暴力和蠻橫。而我只要想起任何一種需要依靠暴力來保駕護航的邏輯，我就會想起地鐵上那些台北人的臉。想起他們的臉就是一種背叛。就像以前有一個自稱非常仇日的朋友，講了一大通理論後，我就問了一個問題，你有沒有認識的日本朋友？他說一個都沒有。我說原來如此。其實我們應該更恨火星人，因為我們連一個火星人都不認識。我們可以盡情的恨他，不怕得罪人，也絕對沒有道德的負擔。
台灣人的斯文以前儘管見識過，但這一次鋪天蓋地，還是有些讓我震驚。有一個開出租車的老伯，他說話時的文雅、溫柔和真誠，我對一個台灣朋友說，他身上真的有一種在絕大多數大陸教授身上都已經「掃地」了的斯文。台北有全世界最高的101大樓，我倒不怎麼看重。但台灣的誠品書店是真的讓我瞠目結舌，進去了就不想出來。我無法想像台灣人的文化氣質和閱讀習慣可以濃縮到這樣的地步，足以養得起這麼優雅而奢侈的書店。從誠品的旗艦店出來後，我在心裏暗暗發誓，僅僅是為了這一家書店，我將在任何情況下誓死反對一個對台灣使用武力的政權。僅僅從審美的角度看，那將是世界上最嚴重的焚琴煮鶴事件。如果不幸那是一個我必須活在其統治之下的政權，我只能選擇成為它的敵人。為了誠品書店而背叛一個政權，就像溫莎公爵為了情人而放棄江山，活著還有更富有人性尊嚴的選擇嗎？
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普遍有一個情結。就是希望看到台灣的知識界、媒體、政府和民眾，能夠更加關心大陸的政治命運，希望台灣有足夠的自信心而不是鴕鳥的心態，成為華人世界當中民主自由價值的宣揚者和捍衛者。因此也對台灣目前各種「去中國化」的現實，對台灣把一種獨立的理想，僅僅放在台灣島內這樣一種狹窄的視野下去觀照，感到不太理解。
台灣人要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只可能是在整個華人世界中，在與大陸民主化的互動中，甚至在全球化的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的背景下，才可能得到一個幸福的結果。沒有這樣一種寬廣的視野，台灣的民主就會永遠被藍和綠這一對概念所綁架。說到底就是被對岸的共產黨綁架。說得不客氣一點，台灣雖然比共產黨小几十倍，但總比王怡大兩千萬倍吧。台灣的自由民主，在共產黨面前顯示出的骨氣和勇氣，如果連一個大陸公民王怡都不如，那還說甚麼說，不如洗洗睡了。
但是反過來，這次訪台又讓我感覺羞愧。大陸的自由知識份子，迄今為止，又基於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對台灣問題有過甚麼發言呢？大陸的異議作家幾乎甚麼話都敢說了，就是台灣問題不怎麼敢說話。為甚麼不敢呢，怕得罪老百姓，超過了怕得罪共產黨。怕自己被群眾拋棄，怕自己雪上加霜，怕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聯合起來反對自由主義。《反分裂國家法》出台後，我們很少有人鮮明的表達出一種自由主義的立場，很少有人堅定的說，我反對這部法律，我反對在任何情況下對台對武。儘管大家心裏都是這麼想的。
這樣，自由主義者對台灣人的期望就很虛偽了。共產黨對台政策的問題是分不清甚麼是慾望，甚麼是權利。這是一種小孩子的狀態，小孩子的邏輯就是我想要甚麼，我就有權要甚麼。那麼大陸的自由知識份子何嚐不是這樣呢？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天台灣人站出來捍衛大陸的民主，鑄一座自由女神像送過來。我們今天就必須站出來捍衛台灣的民主，甚至不惜為此與自己的政權和支持者反目成仇。
尼采抱著一匹馬哭喊說我的兄弟啊，這麼大個台灣，這麼大個大陸，我們有力氣去抱嗎？
──轉自《北京之春》06年5月號(

20年前的今天

1986 年 4 月 26 日發生的車諾比事件，可說是核能史上最悲慘的反應爐故障意外。
這場意外造成 56 人當場死亡，並且釋放大量的輻射物質到大氣中。結果不僅污染到附近的烏克蘭城市和周遭地區，範圍甚至還擴散到西歐，並散佈到全球。另外，更造成數十萬人必須從污染區撤離，目前為止，已有約 4,000 人死於輻射毒害的長期效應。

在發生事故並成為鬼城之前，這裡原本有 18,000 位居民。在 1986 年 5 月的前四天，有 161,000 人從四號反應爐的方圓 30 公里內撤離。接下來幾年，陸續有 210,000 人受到重新安置。而隔離區面積則擴展到 4,300 平方公里。由於這些人的經濟處境相當困窘，所以即使隔離區仍擁有異常高的輻射量，周遭地區還是有將近 1,000 人選擇回到隔離區生活。
在現場清理完畢之後沒多久，另外三具尚未損壞的反應爐即開始恢復運作。1991 年，二號反應爐由於渦輪車間失火而停止運作。1997 年底，一號反應爐關閉；2000 年 12 月 15 日，三號反應爐也停止運作了。直至此時，車諾比核電廠才正式永久停止運作。
1995 年，烏克蘭向 G7 會員國索取 9 億美元，以彌補永久關閉車諾比核電廠的損失。1997 年，烏克蘭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協議以車諾比庇護基金 (Chernobyl Shelter Fund) 和相對應的「庇護執行計劃」(Shelter Implementation Plan) 來施以金援，藉此建立永久的封鎖圍牆 (即所謂的「石棺」)。唯有如此，才能關閉一至三號的反應爐。
自 1986 年後，損毀的四號反應爐就已經遭到臨時的石棺封鎖，這具石棺利用一層厚厚的鋼筋水泥來隔絕毀壞的反應爐。由於反應爐內部自發生核心熔毀以來，始終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石棺的設計是要阻絕反應爐所散發的熱和輻射。在反應爐重達 190 頓的核心物質中，估計目前仍殘存的有 180 噸，這些殘餘物質有的化為灰燼，有的化為熔解及硬化的燃料元件，被沖蝕的液體則留在反應爐坑及基座內壁。由於現有的石棺防腐蝕、鏽蝕和地震等能力不足，當局已經計劃於其上再建立一具更堅固耐用的石棺。不過現有石棺的頂部必須先補強，通風系統也必須改善，才能開始建立新的石棺。

資料來源: Discovery

Nobody has to be vile

本文轉貼自: http://www.lrb.co.uk/v28/n07/zize01_.html

Nobody has to be vile
Slavoj Zizek
Since 2001, Davos and Porto Alegre have been the twin cities of globalisation: Davos, the exclusive Swiss resort where the global elite of managers, statesmen and media personalities meets for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under heavy police protection, trying to convince us (and themselves) that globalisation is its own best remedy; Porto Alegre, the subtropical Brazilian city where the counter-elite of the anti-globalisation movement meets, trying to convince us (and themselves) that capitalist globalisation is not our inevitable fate – that, as the official slogan puts it,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It seems, however, that the Porto Alegre reunions have somehow lost their impetus – we have heard less and less about them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Where did the bright stars of Porto Alegre go?
Some of them, at least, moved to Davos. The tone of the Davos meetings is now predominantly set by the group of entrepreneurs who ironically refer to themselves as ‘liberal communists’ and who no longer accep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Davos and Porto Alegre: their claim is that we can have the global capitalist cake (thrive as entrepreneurs) and eat it (endorse the anti-capitalist cause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cological concern etc). There is no need for Porto Alegre: instead, Davos can become Porto Davos.
So who are these liberal communists? The usual suspects: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the CEOs of Google, IBM, Intel, eBay, as well as court-philosophers like Thomas Friedman. The true conservatives today, they argue, are not only the old right, with its ridiculous belief in authority, order and parochial patriotism, but also the old left, with its war against capitalism: both fight their shadow-theatre battles in disregard of the new realities. The signifier of this new reality in the liberal communist Newspeak is ‘smart’. Being smart means being dynamic and nomadic, and against centralised bureaucracy; believing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as against central authority; in flexibility as against routine; culture and knowledge as against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spontaneous interaction and autopoiesis as against fixed hierarchy.
Bill Gates is the icon of what he has called ‘frictionless capitalism’,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end of labour’. Software is winning over hardware and the young nerd over the old manager in his black suit. In the new company headquarters, there is little external discipline; former hackers dominate the scene, working long hours, enjoying free drinks in green surroundings. The underlying notion here is that Gates is a subversive marginal hooligan, an ex-hacker, who has taken over and dressed himself up as a respectable chairman.
Liberal communists are top executives reviving the spirit of contest or, to put it the other way round, countercultural geeks who have taken over big corporations. Their dogma is a new, postmodernised version of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the marke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re not opposites, but can be reunited for mutual benefit. As Friedman puts it, nobody has to be vile in order to do business these days; collaboration with employees, dialogue with customers, respect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arency of deals – these are the keys to success. Olivier Malnuit recently drew up the liberal communist’s ten commandments in the French magazine Technikart:
1. You shall give everything away free (free access, no copyright); just charge for the additional services, which will make you rich.
2. You shall change the world, not just sell things.
3. You shall be sharing, awar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4. You shall be creative: focus on design, new technologies and science.
5. You shall tell all: have no secrets, endorse and practise the cult of transparency and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ll humanity should collaborate and interact.
6. You shall not work: have no fixed 9 to 5 job, but engage in smart, dynamic, flexible communication.
7. You shall return to school: engage in permanent education.
8. You shall act as an enzyme: work not only for the market, but trigger new forms of social collaboration.
9. You shall die poor: return your wealth to those who need it, since you have more than you can ever spend.
10. You shall be the state: companies should be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state.
Liberal communists are pragmatic; they hate a doctrinaire approach. There is no exploited working class today, only concrete problems to be solved: starvation in Africa, the plight of Muslim women,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 violence. When there is a humanitarian crisis in Africa (liberal communists love a humanitarian crisis; it brings out the best in them), instead of engaging in anti-imperialist rhetoric, we should get together and work out the best way of solving the problem, engage people,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 in a common enterprise, start moving things instead of relying on centralised state help, approach the crisis in a creative and unconventional way.
Liberal communists like to point out that the decision of some larg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o ignore apartheid rules within their companies was as important as the direct political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Abolishing segregation within the company, paying blacks and whites the same salary for the same job etc: this was a perfect instance of the overlap betwe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freedom and business interests, since the same companies can now thrive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Liberal communists love May 1968. What an explosion of youthful energy and creativity! How it shattered the bureaucratic order! What an impetus it gave to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after the political illusions dropped away! Those who were old enough were themselves protesting and fighting on the streets: now they have changed in order to change the world, to revolutionise our lives for real. Didn’t Marx say that all political upheavals were unimportant compared to the invention of the steam engine? And would Marx not have said today: what are all the protests against global capitalism in comparison with the internet?
Above all, liberal communists are true citizens of the world – good people who worry. They worry about populist fundamentalism and irresponsible greedy capitalist corporations. They see the ‘deeper causes’ of today’s problems: mass poverty and hopelessness breed fundamentalist terror. Their goal is not to earn money, but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as a by-product, make even more money). Bill Gates is already the single greatest bene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displaying his love for his neighbours by giv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for education, the fight against hunger and malaria etc. The catch is that before you can give all this away you have to take it (or, as the liberal communists would put it, create it). In order to help people, the justification goes, you must have the means to do so, and experience – that is, recognition of the dismal failure of all centralised statist and collectivist approaches – teaches us that private enterprise is by far the most effective way. By regulating their business, taxing them excessively, the state is undermining the official goal of its own activity (to make life better for the majority, to help those in need).
Liberal communists do not want to be mere profit-machines: they want their lives to have deeper meaning. They are against old-fashioned religion and for spirituality, for non-confessional meditation (everybody knows that Buddhism foreshadows brain science, that the power of meditation can be measured scientifically). Their motto i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ratitude: they are the first to admit that society has been incredibly good to them, allowing them to deploy their talents and amass wealth, so they feel that it is their duty to give something back to society and help people. This beneficence is what makes business success worthwhile.
This isn’t an entirely new phenomenon. Remember Andrew Carnegie, who employed a private army to suppress organised labour in his steelworks and then distributed large parts of his wealth for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humanitarian causes, proving that, although a man of steel, he had a heart of gold? In the same way, today’s liberal communists give away with one hand what they grabbed with the other.
There is a chocolate-flavoured laxative available on the shelves of US stores which is publicised with the paradoxical injunction: Do you have constipation? Eat more of this chocolate! – i.e. eat more of something that itself causes constip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hocolate laxative can be discerned throughout today’s ideological landscape; it is what makes a figure like Soros so objectionable. He stands for ruthless financial exploitation combined with its counter-agent, humanitarian worry about the catastrophic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unbridled market economy. Soros’s daily routine is a lie embodied: half of his working time is devoted to financial speculation, the other half to ‘humanitarian’ activities (financing cultural and democratic activities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writing essays and books) which work against the effects of his own speculations. The two faces of Bill Gates are exactly like the two faces of Soros: on the one hand, a cruel businessman, destroying or buying out competitors, aiming at a virtual monopoly; on the other, the great philanthropist who makes a point of saying: ‘What does it serve to have computers if people do not have enough to eat?’
According to liberal communist ethics, the ruthless pursuit of profit is counteracted by charity: charity is part of the game, a humanitarian mask hiding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exploitation.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constantly ‘helping’ undeveloped ones (with aid, credits etc), and so avoiding the key issue: their complicity in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iserable situ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As for the opposition between ‘smart’ and ‘non-smart’, outsourcing is the key notion. You export the (necessary) dark side of production – disciplined, hierarchical labour, ecological pollution – to ‘non-smart’ Third World locations (or invisible ones in the First World). The ultimate liberal communist dream is to export the entire working class to invisible Third World sweat shops.
We should have no illusions: liberal communists are the enemy of every true progressive struggle today. All other enemies –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s, terrorists, corrupt and inefficient state bureaucracies – depend on contingent local circumstances. Precisely because they want to resolve all these secondary malfunctions of the global system, liberal communists are the direct embodiment of what is wrong with the system. It may be necessary to enter into tactical alliances with liberal communists in order to fight racism, sexism and religious obscurantism, but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exactly what they are up to.
Etienne Balibar, in La Crainte des masses (1997), distinguishes the two opposite but complementary modes of excessive violence in today’s capitalism: the objective (structural) violence that is inherent in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automatic creation of excluded and dispensable individuals, from the homeless to the unemployed), and the subjective violence of newly emerging ethnic and/or religious (in short: racist) fundamentalisms. They may fight subjective violence, but liberal communists are the agents of the structural violence that creates the conditions for explosions of subjective violence. The same Soros who gives millions to fund education has ruined the lives of thousands thanks to his financial speculations and in doing so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the intolerance he denounces.

Slavoj Zizek, a philosopher and a (Lacanian) psychoanalyst, is inter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t Birkbeck. The Parallax View, his latest attempt to rehabilitat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comes out in April 2006.

無言

如果每100個被判處死刑並執行完成的人,
後來由新的證據顯示其中有5.7人是錯判、誤判,
您認為這樣的司法體系是可以被接受的嗎?

現在有人忝不知恥地說: 只要爆料十件案子, 有一件是真的, 就是揭弊!
那麼他們敢不敢主張: 當刑案發生後, 把所有的涉嫌人全抓來嚴刑拷打,
並要他們自行舉證, 自己沒有犯罪, 若拒不承認, 乾脆全都判刑,
反正這些嫌疑人之中, 總有一個是真的!
問題是, 可以這樣嗎? 現在是公元2006年!
十件之中有九件是錯的, 很值得驕傲嗎?

這明明是個錯誤的邏輯, 這些公眾人物不會不懂! 卻要如此硬拗!
藉由強勢媒體, 硬是倒果為因, 指鹿為馬, 唯恐天下不亂…
媒體也是社會教育的一環, 在這種環境下
台灣的集體人權意識, 對現代司法運作的基本認識,
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趕得上文明國家?

Li Wei

雖然他們是無辜的

商周出版社一本由由麥可.拉德列（Michael L.Radelet）、雨果、貝鐸（Hugo Adam Bedau）、康絲坦.普德曼（Constance E.Putnam）三位學者專家所撰寫書名為【雖然他們是無辜的】著作（In Spie of Innocence）全書一共十三篇章，介紹美國自一九○○年到一九九一年之間，因「司法疏忽」所製造的司法死刑誤判，讀來實在令人怵目驚心，惶懼不已。這些為數眾多的血淋淋的「司法誤殺」，吾人真不敢想像，竟然發生在號稱世界上最為民主先進、倡行法治及高倡人權至上的美國。

【雖然他們是無辜的】作者，分析死刑誤判的原因有多種，包括證人的謬誤（漫不經心、誤認、錯覺、偏見）及因仇視、報復心態作祟而蓄意說謊偽證；警察的預設立場、誤導、疲勞審訊、刑求取供、栽贓誣陷、隱藏證據及運用科學鑑定的錯誤；檢察官受騙、急切、傲慢偏見；辯護律師之不稱職、急功好利；陪審團之草率失誤、種族歧視、不法因素及不當輿情干擾等等皆是，本書統稱為「可怕的司法疏忽」。

尤其警察偵辦階段，如出於邪惡的動機，那就成為製造冤獄的罪魁禍首。本書特別提到，自本世紀以來，美國已經合法地處決了七千名的男女，被判處死刑的人則數倍於此。但本書所舉而事後證明為無辜的四百件死刑誤判的血淚故事，讓我們不得不回頭檢視台灣在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凌晨發生在台北縣汐止鎮吳銘漢、葉盈蘭夫婦雙屍命案所引發的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個年青人的死刑誤判重大侵害人權事件，震驚了中外。

蘇友辰律師 中國人權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