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丞儀：轉型正義如何落實
以「邪惡的平凡無奇」（banality of evil）批判前納粹高階官員著稱的漢娜．鄂蘭，晚年經常引用福克納的警句：「過去從未死亡，它甚至還未過去。」或許，每個嘗試回答「正義是如何構成」的人，都必須和幽靈般不斷出沒的歷史奮力纏鬥。弔詭的是，這些人往往給出矛盾難解的答案。最近有關「黨職併公職」的問題，似乎再一次提醒了我們類似的情境。
請試著考慮下面三種狀況：
（一）張伯伯是徐州人，年輕時加入青年軍，隨
國民黨政府來台。退伍後，被安插到宜蘭的民眾服務社工作。平常熱心地方事務，經常拿微薄的薪水買書捐給學校。年紀大了以後，由以前部隊老長官安排到
行政院退輔會某山莊當工友。解嚴前辦理公職退休，住在榮民之家，靠月退俸過日子。
（二）王媽媽是土生土長的雲林人，世代經營糕餅業。高商畢業後嫁人，平常在家幫先生做生意。由於能言善道，被拉去當婦女會的幹部，後來更變成監視街坊鄰居的「落耙仔」，常向地方黨部打小報告，曾經導致鄰居入獄。「中」美斷交後，利用權勢把自己安插到縣政府當公務員。
（三）李教授是某公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學生時代起積極參與校園黨社，後來更成為北知青的小組長。出國留學時，也在海外黨部兼職，回國後，先在黨史會工作，一九八二年通過甲考，隨後以「青年才俊」出任
行政院青輔會副主委。離開公部門後，「空降」某大學擔任副教授迄今。
按照民國六十年考試院發佈的「年資互相採計要點」，這些人在民眾服務社、婦女會、北知青、黨史會的工作，都可計入後來的公職年資，作為計算退休金的基準。雖然這項行政命令在解嚴後一度廢止，但隔年又以「信賴利益保障」等由不溯及既往。因此，七十六年前轉任公職者，還是可以主張「黨職併公職」。
然而，依照
民進黨政府目前的政策，考試院當初的函釋明顯違反當時公務人員退休法的規定，按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這種「信賴利益」不值得保障。因此無論七十六年前或後，黨職年資都不可以併入公職計算。
依法論法，
民進黨政府的法律見解固無不妥。然而，面對
國民黨馬主席的回應：「黨國一體是特殊時空環境使然，若追究下去，恐怕會天下大亂。」民進黨似乎尚未提出一套完整的理性論述，妥善回應。
這個問題不能被化約為單一族群的「原罪」，影響所及也不會只有高官厚爵而已。說實在的，許許多多生活在黨國專制下的市井小民，面對威權政府之為惡，又能夠如何？然而，倘若只追究國民黨高官的部分，職位多高或參與多深才要被追討？
有人提到「轉型正義」，認為民主轉型之後，種種矯治威權政權的措施都可在「轉型正義」的大纛下取得正當性。是的，矯治威權違法是正確的；可是有誰可以告訴我，張伯伯到底錯在哪裡？他和李教授是不是應該區別處理？矯治過去的威權政權，為什麼害他無法安享晚年？如果民進黨政府無法提出一套合理的論述，轉型正義馬上會被理解為「政治清算」。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十八％的改革上。
事實上，轉型正義也相當強調集體記憶的澄清與昇華。當大多數社會成員都參與了罪惡的形成，此時重點就不僅在於確認違法，而是透過真相重建，進行認錯與道歉。從這個角度看，主導「黨職併公職」的國民黨本身必須先向社會認錯道歉，承認過去政策是違法違憲的。只說「天下大亂」，不僅沒有反省到自己的歷史責任，也讓人懷疑該黨是不是還以為過去威權專制是對的？
此外，財富重分配的正義復歸建制，必須考慮到「對社會上最受不公平待遇的成員有利」的原則。換言之，像張伯伯這樣的弱勢必須受到保護。在此條件下，不妨修改一下博雷圖效率法則（Pareto Efficiency），「讓一個人（非國民黨成員）更好，不會讓其他人（弱勢的國民黨員）更差」。從而，最好的解決方案可能是：國民黨主動返還政府過去的支出，並且以後自行支付黨職部分的退休金。國民黨如果要「連結台灣」，不妨先「連結」自己的歷史責任。唯有釐清尚未過去的「過去」，誠實地負擔責任，進而才能回答「正義是如何構成」的問題。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資料來源：2005.11.22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