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恩
以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余教授的論點其實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那就是他忽略了他所謂的「文言文」,在寫作的時代其實都是以當時的「白話」寫成的!人,無法脫離時代而獨活,作家也是一樣。因此,每一個時代的作家,必然要在他們那個時代的文化脈絡下寫作,所以,所謂的「文言」經典,其實在作家寫作的當下都是「白話文」。
比如說,白居易寫詩,務求「老嫗能解」;連唐朝鄉下的老媽媽都能夠理解的文句,這不就是「白話文」嗎?又如孔老夫子拜訪老朋友原壤,看他沒出息的蹲著,當場開口罵出「老而不死是為賊」,這難道不是春秋時代的「白話」嗎?司馬遷《史記》在寫漢高祖劉邦的時候,是用「優雅的古文」,還是西元前兩世紀淮北流氓的口語比較能表現出他的個性?答案顯而易見。
唯有與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相結合,文學才能打動人心。一旦脫離了現實,那麼文學亦將失去其根本,最後終將枯萎凋零。在教學上面也是一樣的。如果不能與學生的心靈產生共鳴,那麼就算再怎樣強調「古文的優美」,還是引不起青年學子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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